不知不觉间,曾经红火的农家院或者说“农家乐”,正在京郊一些村庄慢慢消失,坚持经营的,很多生意惨淡。
7月中旬,在记者走访的北京怀柔、延庆、房山等3个区、天选12个村子中,传统农家院的经营在普遍边缘化乃至消失,短短几年即被中高端民宿所取代。
2019年,56岁的杨全霞收获了一份全新的职业体验——民宿管家,“游客在网上下单后,就过来住,接待、清洁、退房等工作全是我一个人儿”。
杨全霞是怀柔区渤海镇苇店村土生土长的农民,她告诉记者,这两年外面来了不少投资商,在村里租赁当地村民宅院,有些就是之前的农家乐,然后改建成高端民宿,光苇店村就有6个。
苇店是京郊典型的山村,过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四周山上的栗子树。旅游业兴起以后,由于这里是市区去往慕田峪长城的必经之地,距慕田峪又仅有5公里,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旅游资源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投资商,过去十几年间,他们在村里建起十几个度假村和饭店。
当地村民此前纷纷在自家院子经营起农家院,招待各地游客。杨全霞介绍,她家在2004年也开起农家院。“前几年生意非常火爆,我家10来间客房几乎都能住满。”
“差不多2011、2012年以后,来农家院的客人就慢慢少了,今年我干脆就不做了”,杨全霞介绍,不只她家,村里之前的几十家农家院,现在都处在半歇业状态,“零零散散地偶尔来那么几个人,还不够折腾的”。
面对记者“游客都去哪儿住了”的疑问,杨全霞表示,住农家院的客人还有,但主力的年轻消费者都去了更为高端的民宿。
自家农家院停止营业后,杨全霞就到她家隔壁的民宿当起了“民宿管家”。在她的带领下,记者参观了这家欧式精装、简约时尚的民宿酒店。
“人家这种高档民宿都是请设计师重新设计改造的,比起我们原来农家乐高档了很多。”杨全霞说。服务水平提升了,价格自然也就高了。“之前农家院一间客房每天100块钱,这家民宿一间客房每天798元。这个小院有8间客房,包下这个小院一晚,需要4300元。”
“北京现在的年轻人收入高,消费观念也不一样,这样的民宿住得舒适,哪怕贵一点,他们也不再选择便宜的农家院了”,经营过农家院的杨全霞深有体会。
“以前我们自己住哪儿都行,但现在带着孩子出来玩,就想住得舒服一点。”“80后”游客王国兴介绍,这次他和朋友两家人租下了一处有3间客房的小院。“我们两家各自带着2个孩子,租下这处小院,不仅环境好,最重要的是孩子能玩得开。”
10年前,很多北京人周末出游,看的是景,住宿讲究的是干净实惠,质朴的“农家乐”足以满足这个要求。而当“80后”普遍为人父母后,这一代人的“亲子游”观念似乎截然不同了。
做新药研发工作的刘希胜告诉记者,这次他和朋友两家10个人,其中有4个孩子和1个老人,以4680元租下了这处有6间客房的院子。“像家里一样舒适,家具、器具一看就不是那种地摊儿货,晚上还能烧烤,大人孩子都很高兴,”觉得性价比颇高的他说,“最重要的是清净雅致、环境优美,能一觉睡到自然醒。”
“一张床、两把椅子、一个桌子,做顿饭”,在民宿老板徐兴建看来,农家院的进入门槛太低。而这种低门槛,固然为产业的“复制粘贴”提供了便利,衰落却在所难免。
在以豆腐宴、火盆锅闻名的延庆区柳沟村,进了村便能看到十多个矗立在路旁的指示牌,上面写着农家院编号、名字及电话等信息,最大编号已排到168号院。
在柳沟,闫和花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,她告诉记者,2003年政府扶持柳沟搞农家院,当时领到营业执照的有13家,但实际营业的只有她家和另外一家。
“后来几年,村里陆续都开起来了,全村一共有400多户,现在营业中的就有100多家农家院。农家院多了,竞争也就大了,有些农家院为了节约成本,降低了服务质量。”
农家院的竞争到了什么程度?“现在家家都去公交站、停车场等人多的地儿拉客,拉得慢了,事先预定的客人都能被别家带跑了。”闫和花说。
柳沟67岁的张春荣就因为竞争太大,又年纪大了,在2015年关闭了自家的农家院。“我从2006年开始开,干了近10年,好的时候,一年能赚个五六万。后来农家院开得太多了,竞争压力太大,赚不了多少钱,就关了。”
如果说门槛太低、复制性太强成为农家院发展的桎梏,高端民宿越来越受年轻消费者青睐,那村民能否通过升级改造,实现突围?
“改造民宿得花上百万元,我们哪有这么多资金,天选团队再说就算借钱改造完之后,现有住农家院的客人留不住,新客源从哪里来,怎么赚钱?”樊丽萍无奈地说。
民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内涵和个性化,一般需要建筑、室内硬装、室内软装和庭院设计等4个设计师,徐兴建表示。
“以京郊为例,宅院大多在二三百平方米,每个院子光装修至少需要80万元到90万元,这还不算运营和营销成本以及员工工资,”徐兴建说,“外来投资商还需要租宅院,根据院子位置和房屋等情况不同,每年3万~5万元租金不等。”如此高昂的升级代价,导致农户单打独斗很难完成转型。